从上述一系列表格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编制预算、执行预算，同时，这些机构和部门也有监督职能，而人大及其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负责预算的审查、批准和监督等具体工作。
而《预算法》修订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预算管理的核心权力在人大与财政部门之间的合理配置问题。
开始于2004年的《预算法》修订工作之所以暂停，从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人大与财政部门在争当预算部门的“龙头与核心”方面存在着较大分歧。
从国家预算编制理论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利益，因此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预算管理中的权力配置，提升其应有的预算管理权威有助于推进预算管理的法治化和科学化水平。
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各级人大全体会议的会期相对较短，会议期间审议的事项涉及社会民生的方方面面，导致人大全体会议对于政府预算草案的审议，难免不够深入和细化。
在预算管理专业程度上，各级人大常委会及其专门委员会，较之同级财政部门具有更为明显的劣势。
这就使得这种加强人大常委会预算监督权的预算法修订取向难以获得更加广泛的立法支持，人大和财政部门之间的某种权力之争，也进一步导致了预算法修订陷入某种困境与僵局。

三、预算法与部门法的冲突与协调问题
我国《教育法》、《农业法》等部门法中的“法定支出”对《预算法》执行造成的巨大冲击，由来已久且不断恶化，其本质是财政资金的授权安排究竟应受制于《预算法》还是其他部门法律。
从《预算法》的“经济宪法”地位来看，当然应该是受制于前者，然而，《预算法》中对此适用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据调查，上级各项法律、政策、配套等新增支出，在有些地方占到当年可用财力增加额的200%以上。在一些省每年仅教育、农业、科技三项按法律要求安排的支出增长就要占当年新增财力的一半以上。
尤为严重的是，某些部门法对于法定支出的规定，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要求各级财政均应按照僵化固定的比例保持法定支出的增长。